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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台灣“白色恐怖”到底有多恐怖 [打印本頁]

作者: admin 時間: 2021-10-8 14:05
標題: 台灣“白色恐怖”到底有多恐怖
台北“白色可怕政治受难者怀念碑”

导语

2013年7月15日，即台灣消除戒严26周年怀念日當天，马英九再次向“白色可怕”受难者报歉，并表露截至本年6月尾，政府受理戒严期內白色可怕案件抵偿，已完成1.59万件，受抵偿人数达2万余人，金额195亿余元新台币。

昔時台灣的“白色可怕”缘何而生，又事实有多可怕？

1、“白色可怕”与蒋介石去台後的反思有极大瓜葛

有一种定見認為，台灣的“白色可怕”，是國民党為防备大陸武力攻台及捍卫台灣的不得已手腕。這类定見的對错临時非论，但最少可以说：台灣的“白色可怕”，实与蒋介石對國民党丢失大陸的反思，有极大的瓜葛。

一、蒋介石認為國民當局丢失大陸的一个首要缘由在于“未至民主水平而硬行民主”

對國民党人而言，對內战败北的检讨，是其退居台灣後必需面临的政治命題。如王鼎钧所总结的那般，1950年月台灣朝野對國民党丢失大陸的检讨，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定見。一种定見認為，“中共可以或许囊括全國，由于他完全节制了人民”，以是此後之计，必需“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组织對组织，以@诡%o6394%计對诡%o6394%计@，以残暴對残暴”，即所谓的“向仇人進修”。另外一种定見则認為，“國民當局落空大陸，唯一的缘由是大陸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國民當局只是采纳了一些卖弄的民主情势点缀門面，只是把自由看成特惠羁縻少数特定的人物”，以是此後之计，“唯有履行真实的民主自由”。因而遂有50年月台灣“自由主义”与“團體主义”間的大论战。

但不管外界论战很多麼热烈，台灣将来的政治走向，仍取决于蒋介石小我的检讨。蒋氏的定見较着方向于“向仇人進修”。在公然谈吐中，蒋氏曾屡次毫无忌讳地表达本身對“民主宪政”的不觉得然。比方，1949年10月，蒋氏在台北草山“革命实践钻研院”開學演说中总结國民党在大陸总解體的缘由，谈及“政治上的失败”時，明白認為推广“民主政治”是國民當局在大陸溃败的首要缘由之一。蒋氏说：

“依照总理開國纲领划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需颠末必定的步伐’；咱们也明知训政的步伐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尚未到履行民主政治的水平，但由于表里情况瓜葛，使得训政時代一切旧的轨制彻底粉碎，而宪政時代新的轨制尚未创建。简略地说，就是新的轨制不曾创建，而旧的轨制早已解體，以是在政治上构成如许紊乱脱节的征象，這是咱们政策的失败，以至全部政治濒于解體。”——此地方指，乃是對國民當局1948年迫于表里舆论压力“行宪”的不满。

蒋氏的這类認知由来已久。1948年3月29日，國民當局召開行宪國民大會；4月24日，蒋氏即在日志中检讨道：“本党组织低沉，规律败坏，既无统御党員掌控，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動荡，社會不安之時，特别是本党竞選副总统之党員不守党的规律，早已了然，即不该招集如斯三千人之國民大會也”；9月17日，蒋氏目击立法院乱象，又说：“此皆自讨苦痛，未至民主水平而硬行民主，并且党員应此民主标语，不知自爱自重，竟如脱缰之马，一發而不成整理矣。”

1950年1月31日《中心日报》刊發動静。林正亨後被大陸追認為“革命义士”。

二、故而蒋氏痛定思痛，刻意“加强组织气力”，强化政工组织；“白色可怕”因之而生

為“免為民主國度所误解”，蒋氏在國民党七大政治陈述中说過：國民党在大陸政治上的失败“不克不及归罪民主宪政”。但蒋氏同時又夸大：“共產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弱点之上保存和成长的”，國民党的失败，乃在于履行“民主宪政”给了共產党“分解的機遇，浸透的空地”，减弱了當局的节制力；更举例说：“在國民大會推举副总统的問題上”，有些人“竟走到掉臂党的规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選；本党就在如许自由竞選斗争攘夺當中，而招致全部的解體”。換言之，蒋氏彷佛试圖给出如许一种诠释：“民主宪政”是好工具，但其实不合适國民當局在大陸所面對的場面地步，更不合适如今台灣所面對的場面地步。以是，蒋氏為台灣開出的新藥方是：

“要尊敬民主宪政的體系體例，更要研求加强组织气力，阐扬民主政治的效能的路子。”

很明显，所谓“尊敬民主宪政的體系體例”，不外是点缀門面，“加强组织气力”才是重点——在草山“革命实践钻研院”開學演说中，蒋氏固然認可國民當局在大陸時代党、政、军的败北很是紧张，但他却把國民當局在大陸失败的重要缘由，归结為缺少有用的“军事监察轨制”。蒋氏言辞間极端酸心于党內政工组织的失灵。他说：因為没有壮大、高度有规律的查抄组织，卖民贼、通敌者、機遇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疯狂，“他们（共產党人）处处浸透進来，特别是他们多方想法，来粉碎咱们组织里的领袖部門”，“以至咱们几百万军队，并未颠末激烈的战役，就為仇人所崩溃”。而在更早一些時辰，1949年1月22日，蒋氏在日志中写道：這次內战失败，乃轨制上的失败，此後當師法如战前日、德之军國主义模式，“唯有军法之治，以军统政”。

综而言之，蒋氏的检讨，否認“民主行宪”，必定“军法之治”，且酸心于党內政工组织在部队內部的缺位及中共的浸透。這类检讨是不是合适史实、有无事理临時非论，但台灣的“白色可怕”由部队情治體系主导，“非论身份概由军事构造审讯之”，与蒋氏這类检讨之間的因果瓜葛，则是一目明了的。蒋經國之出任情治部分魁首，亦即“間谍头目”，亦非情愿&口臭怎麼改善,#8212;—雷啸岑曾劝蒋經國“你不应去卖力間谍，做這类事，未来在汗青上是要留骂名的！”蒋經國“变了色彩”，冷場十秒钟摆布，忽然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号令不克不及违背，王八蛋才华這个事变！”——蒋氏情愿冒捐躯爱子政治出路的大危害，也要将間谍體系從新抓起来，其践行检讨的刻意，亦可見一斑。

2、“白色可怕”事实有多可怕

“白色可怕”之以是“可怕”，最少有三个身分：一、政治受难者比例甚高；二、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被构堕入罪；三、很多案件，即使在今天，也未必可以或许還原原形。

一、政治受难者详细数量难以核实，一种可能的估量是20万以上，每40人中即有1名受难者

所谓台灣“白色可怕”，是指自1949年國民當局自豪陸撤到台灣公布戒严令，至1991年台灣政府拔除惩辦兵变条例為止，台灣政府施行間谍高压统治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整肃案件。這段時代，触及“匪谍”、“兵变”、“台独”等罪名的政治案件，起首由情治機构——包含“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军事谍报局)、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戒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和查询拜访局等单元——卖力拘系与侦讯；接着由军方——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卖力告状与审讯。绝大部門案件都是機密审讯。轻者判三年感训禁锢，次者判五至十五年徒刑，重者判无期徒刑或极刑。

大致而言，1950年月是“白色可怕”抓人至多的時代，尤以1950-1953年最為密集，厥後政治案件逐步削减。1950年月的政治整肃案件以“匪谍”案占多数，重要工具是所谓的左翼人士，早期更以共產份子及中共地下组织成員占多数；進入1960年月後，案件总量锐减，“匪谍”案数目也大幅降低，日渐增多的是台独案件。

至于详细的政治受难者数量，迄今难有切當统计。据台灣政府“行政院法務部”主任查察官陈守煌1988年11月5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集會上的陈述表露，戒严時代（1949-1987），军事法庭受理的非現役甲士的刑事案件，有29407 件之多。這傍邊包含政治案件，也包含非政治案件（如贪腐）；触及現役甲士的政治案件，则不包含在內。若視這29407件案件全部下于政治整肃案件，则政治受难者约莫有14万人；另据“司法院”档案，“白色可怕”時代挂号在册的政治案件，高达6、七万件，如以每案均匀连累3人计较，则政治受难者當在20万人以上——1951年8月，陈诚在一次發言中称台灣生齿已近800万，以20万政治受难者计较，每40人中即有1名政治受难者，如斯高比例，“白色可怕”對公众所酿成的生理压力，可想而知。

1952年1月，蒋介石校阅阅兵孙立人练习的台灣新兵实弹练习训练。“孙立人案”是蒋介石亲身主持的“不妥审讯”。

二、情治部分以“及早防备”為主旨，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甚至“垂纶”被构堕入罪

情治體系的辦案手腕，也是令公众感觉“可怕”的首要身分。昔時，在蒋經國麾下，有10万余名差人及5万余名各种奸细，遍及全島遍地；情治职員占台灣总生齿比例之高、網点之密，使人咂舌。刘宜良说：昔時的情治职員，“以抓人破案為升官發家的阶梯，持着經國的上方寶剑，只达目标，不择手腕；因此宁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如斯多的情治职員，為求提升之阶相互竞争，冤假错案自不會少。另据谷正文表露，承辦案件的情治职員可以得到充公“匪谍”财富的30%作為奖金及破案用度；林树枝也讲：“間谍每罗织一小我入罪就會获得巨额奖金及升迁的機遇，是以造成間谍职員不择手腕要把嫌犯私刑逼供。只要嫌犯供認他就是大功一件，不但奖金得手，他的职位地方也加倍巩固”；情治體系中人高超辉也说：“當局之前過分器重政治侦防事情，各（情治）单元為了凸显本身构造的首要性，……大師就冒死写陈述，冒死的弄，就搞出不少扰民、惹事生非的事变，也造成為了很多的冤假错案。”

台灣50年月所面對的庞大危機，是情治體系肆无顾忌制造冤假错案、勇于喊出“宁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标语的本源。1949年後，美國曾一度决议抛却台灣，大陸武力攻台迹象较着，蒋介石也認為1950年五、6月間大陸攻台“是不成防止的”，台灣內部人心惶惑，“私蓄较多而意志较亏弱者，纷繁避地海外，或預作最後筹算”，情治部分的陈述则認為“匪谍”勾當频仍，“出路殊堪忧愁”。固然以後的朝鲜战役使台灣获得美國的协防而化险為夷，但直到1960年，情治部分仍在担忧大陸“操纵先期浸透腐化的成效，诡计策動內部倾覆的政变”。故此，戒备总司令部黄杰在呈给蒋氏父子批阅的秘密文件中明白写道：

“本部對治案事情之履行，以‘及早防备，弭祸无形’為目标。……其有重大影响，足以燎原之火者，则由本部应機立断，直接卖力处置”；“咱们不怕仇人有火种与信管，咱们只怕戒备地域以內，都是丛林和炸藥。”——所谓“及早防备，弭祸无形”，象征着情治部分没必要核实被审查者的現实“恶行”，只需根据文字或思惟，便可以罗织文字狱，以诸如“思惟左倾”、“思惟有問題”這种“罪名”，陷人以罪。比方，1949-1952年間，有很多水兵官校學生被“稀里糊涂”的缘由@软%93COo%禁或正%15684%法@，此中14论理學生仅仅由于一封信里写有“要好好读书，要務正業，任何人城市是有效的人”這般字句，即被情治职員解读成该信是在鼓動勉励他们结業後為共產党干事。此种漠視法令，随便解读甚至构陷的辦案模式暗地里，有蒋氏父子的默認，蒋經國即曾在给救國團高档干部的一封署名密函中说道：“關于谍报治案事情的法令問題，我（蒋經國）曾和戴笠同道谈過，他说：革命就是法令，咱们身负革命重担，不克不及到处遵照法令。國度危機生死之秋，以此与大師共勉。”

“及早防备”也给情治部分的“垂纶”行動抹上了“正當性”色采。蒋經國把握情治部分後，專注于在下层草根阶级成长权势，在各单元广设“眼線”，出格器重在工人、勤杂职員中吸取“细胞”。常识分子做間谍的比例咽炎貼,也很高，王鼎钧说：乃至几小我中就有一个是間谍（卧底），很多作家都做間谍，乃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卧底”，他本身就屡次碰到来刺探他小我動静的老作家，转瞬就去处間谍部分报告请示去了。中研院近史所藏书楼事情职員中，也有政府布建的“眼線”，經由過程自動向钻研职員先容有關“匪谍”的书刊来“垂纶”。

胡适与雷震。蒋介石曾對胡适诠释雷震案：谈吐自由放得宽，可是匪谍必需法辦；但蒋晓得雷震不是匪谍。

三、王鼎钧感慨：政府假造的“匪谍”冤案“不是司法產物，而是艺術產物”

一方面是情治部分可以随便陷人以罪而没必要有真凭实据；另外一方面，情治部分又有各种手腕，可以假造出完善的“铁案”。“山东亡命黉舍烟台结合中學匪谍组织”冤案可算此中的一个典范。內战暴發，一万余名山东學生先是避往广州，後又被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留，“两邊商定，讓十六岁如下的孩子继续念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诲，全國有事投入疆場，全國无事升班升學。那時，國民當局教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做主的陈诚都核准如许放置。”李振清却违背商定，强行把年满十六岁的學生连同春秋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尺度”的學生，一概编入步卒團。因學生不肯参军，遂与军方產生流血冲突。事变轰動教诲部，澎湖防卫司令部認為此事难以善了，因而着手“做案”，硬把此事弄成“铁板钉钉”的匪谍案。王鼎钧如斯描写“做案”的全進程：

“這个‘做’字是肃谍專家的內部術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标致，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巨大的匪谍组织，鼓舞山东亡命學生粉學習理財,碎建军。立意以後收集质料，收集质料由基层着手，基层职員轻易屈就。當時候辦‘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连累。做案如作文，有了质料便要结构。辦案职員拘系了一百多个學生，委靡過堂，從當選出可用的讯息，使這些讯息發酵、变质、走样，成為情节。辦案职員锁定此中五个學生，依照大家的才能、仪表、性情，逼迫他们分管脚色，那作文成就良好的，卖力為中共作文字鼓吹；那强健坦白的，介入中共批示的暴乱；那文弱的，起首憬悟改過主動供認，因而這五个學生都成為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團的分團长，他们的口供就成為了其他學天生為匪谍的证实。每个分團固然都有團員，五个分團长本身考虑谁可以做他的團員，若是其实想不出来，辦案职員手中有‘谍报資料’，可以供给名单，证据呢，當時辦‘匪谍’，只要有人在辦案职員写好的口供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這麼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其中學生固然玩不转，他们必定有带领，因而张敏之成為了中共胶东區履行委員，邹鉴成為了中共烟台區市党部委員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團主任。辦案职員何故可以或许心想事成呢？唯一的神通是严刑，以是审讯‘匪谍’必定要用军事法庭機密举行。澎湖军方辦案职員花了四十天功夫，利用九种严刑，像神缔造六合同样，他说要有甚麼就有了甚麼。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断定两位校长五论理學生配合用意以不法方法倾覆當局，遍地极刑及剥夺公权毕生。”

面临這般精心假造的冤案，王鼎钧感伤道：“國民當局能在台灣立定脚根，靠两件大案杀開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務慑服了本省人，另外一件烟台结合中學冤案慑服了外省人。……‘烟台联中匪谍案’不是司法產物，它是艺術產物，所有的质料都是‘真’的，這些质料布局而成的工具倒是‘假’的，由于‘假’，以是能到达险恶的目标，由于‘真’，以是‘读者’坠入此中不感觉假。……严刑之下，人人情愿共同辦案职員的构思，给本身假造一个身份，這些人再相互证实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天然有举動，大家再假造举動，并相互证实他人的举動，相互交织环绕纠缠构成慎密的布局，這个布局有內涵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

這类“艺術產物”般的冤案，若是仅根据案件档案来考查，则即使在今天，其“匪谍”、“中配合路人”之类的“罪名”亦堪称证据充实。但在相干回想資料里，则常常有事務的另外一番面孔。并且即使两者相互参照，在今天也未必可以或许获知事務的原形，曾持久從事白色可怕口述史访谈的學者黄克武，即有如许一番无奈：“在我從事白色可怕访谈去眼袋產品,時，有一名受访者谈到很多他從二手报刊所看到的工具，比方那時党组织、党員人数等，并把這些讯息说成像是本身一手的履历。也有一名受访者在出书以前来電请求删除一种一段描述他在黉舍刻钢板，印‘反動’报刊的部門，缘由是他担忧會影响當局對他的补偿。此一类的政治、經濟身分對访谈的可托度造成重大的影响。在我所拜候的白色可怕受访者當中，只有‘一个半’人坦言曾参加共產党(半小我即上述请求编削记实者)，来由很简略，在《戒严時代不妥兵变暨匪谍审讯案件抵偿条例》當中明文解除‘曾参加共党组织者’。总之，小我的體驗在口述访谈所缔造的言说语境當中已充实故事化，不管是‘汗青原形’、‘原始履历’，彷佛都讓人迷茫难觅。”

结语

1998年，台灣政府公布《戒严時代不妥兵变暨匪谍审讯案件抵偿条例》，對昔時的“不妥审讯”施行拨乱归正。字眼上的利用，虽是含广大之意的“抵偿”，而非含認错之意的“补偿”，但汗青毕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出品：腾讯本日话題汗青版

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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